鲁学研究者都知道，鲁迅先生《准风月谈—吃教》一文有一个硬伤：该文虽然立意精妙，论述缜密，但文中缺少一个鲜活、熨帖、坚实的事例来支持论点。
开篇和结尾所说的刘勰实在不能算“吃教”，他尽管才高八斗，可惜没有“含泪劝告”的乖巧、没有“评海瑞”的时运，最终只能潦倒到投奔佛门混饭吃的地步。
文中所说的清朝“八股文”作为"敲门砖"，其实是学而优则仕的老套。“《现代评论》之出盘”及“《新月》的冷落”而带来的"天梯"，与上面的砖头也大同小异。至于当时一些*国官员“吃革命饭”的现象，应该属*治投机与个人前途范畴的问题，和过去口呼万岁求个一官半职是如出一辙的，与宗教越发远离了。
令人欣慰的是70年后的今天，倒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吃教”的例子：内蒙古某市原市长徐大人笃信佛教，每次贪污受贿来的钱，进门后，先在佛龛前焚香拜过，有点像洗钱或叫漂白。家中几只装钱的皮箱四角都放有佛像----可怜这些佛祖成了徐市长把守金库的家丁了，真是“在天为佛、落地为奴”了。徐市长在任内期间，平均每天收入15000圆（工资除外），真正的日进斗金。这样的境界比之刘勰每天混3碗稀粥不知要高多少层次了。据说，徐市长在监狱里还手捧佛经，念念有词，真是“吃教”吃得全心全意、完全彻底。
我们一面佩服鲁迅先生在没有精准的实例时，能做出精准的预言；一面又感谢徐市长用自己的行动为先生《吃教》一文作了完美的注脚,说他和先生共同完成了《吃教》这篇文章，一点也不为过。
有了这个绝妙的注脚，鲁学研究者们从此可以不引以为憾了。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