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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由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年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方代表团在线上观看“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审议过程。图｜新华社
曾经，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泉州，以开放的胸怀积极融入10-14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各种外来思想、文化、技术和发展理念，推动了自身与海内外其他地区的共同繁荣。
“曾经”，对泉州的“现在”有什么启示？
文丨崔赫翾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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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待时而起
年1月，巨型三桅远洋帆船“泰兴号”商船从厦门港出海。当时船上载有近名乘客、船员，包括商人、学生以及大批下南洋前往爪哇的中国劳工。除了载人外，船舱内还载有贵重的货物，其中就包括由居住在南洋的中国、日本、英国、瑞典和法国富商订购的大量德化瓷。
福建泉州晋江古石桥安平桥。图｜新华社
为避海盗抢掠，泰兴号临时改变了航行路线，绕道西沙。当船驶到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海面上时，船体触礁，船身入水后迅速沉没。
条生命永远沉睡在了南海的海底，一同被埋葬的还有数十万件珍贵的德化瓷。
泉州德化，是我国三大古瓷都之一。瓷器在烧制完成后，由挑夫从德化挑到相邻的永春，经水路直抵泉州港后出海。德化白瓷曾在欧洲以超越*金的价格，成为上流贵族追逐的对象。从北宋开始，德化瓷便始终在中国外销瓷贸易中担任重要角色。
福建泉州陶瓷文化生活馆。图｜视觉中国
不过，从泉州港出口的商品可不只是德化瓷，还有丝绸、茶叶等。庞大的运输网络成为支撑海外贸易运行的大动脉。
而泉州的全面开发要追溯到唐朝——唐睿宗“景云迁治”确立了泉州作为闽南中心的地位，从此在福建历史舞台上，泉州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正值阿拉伯帝国崛起，泉州吸引了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前来。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从鲁金至汉府（KHANFU)，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汉府有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KHANJU)为8日程。”这里的汉久指的就是泉州。
泉州德济门遗址。图｜新华社
唐代的一系列开放*策，也为泉州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高宗显庆年间，国家颁诏要求做好交易前有关物资集散的准备工作，防止进口船舶压港时间过长，促进舶货及时转运，提高周转能力。
太和八年，唐文宗“上谕”中明文严禁官吏巧取豪夺，悉心维护外商利益。
唐时关税只收“舶脚”“下碇税”“收市”和“进奉”，此外严禁滥加征税，有效地保护了泉州外商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地中海的海上商业王国蓬勃发展，亚洲大陆的三大文明社会也早已步入各自帝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并以强大的经济与文化实力，为亚洲及东非海洋贸易网络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网络。
泉州港地处江海交汇之处，其水道深邃，海湾曲折，又处于亚热带，这个终年不冻、四季可行的天然良港，此时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
2
两宋
天时、地利、人和
年，一位意大利人来到泉州，眼前的景象令他惊讶不已：城中遍布各类商品作坊，大者拥有上千工人；街头随处可闻各国语言，“仿佛不是中国人而是整个世界的城市”；乡镇与城市早已连为一体，城墙形同虚设。
年7月8日，游客在泉州市鲤城区金鱼巷内的一条小弄拍照留念。图｜新华社
每条干道都有计时塔楼，为商业活动精准报时；城墙每天贴换类似报纸的商业资讯，市民可免费领取。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一个进出口免税的“自由贸易港”！
当时泉州遍种刺桐树，秋天满城刺桐一片火红，夜里忙碌的码头火把通明，日日夜夜一片光明，面对这样震撼的场景，这个意大利人挥笔写下游记——《光明之城》。
两宋之际，泉州港迅速崛起，甚至隐隐有凌驾于向来称雄的广州港之上的势头，自泉州出海的多桅帆船舰队，往往驶抵西亚和东非海岸。“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扩大，使刺桐港名声大噪，成为世界大港口。
泉州为什么行？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泉州的社会结构。
泉州依山傍海，耕地面积有限但人口众多，所以并不适合发展单一的农业。唐末五代战乱频发，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泉州避难的人口急剧增多，泉州的可耕地面积已经利用殆尽。南宋建炎初年，随着朝廷南渡，南宋皇室的两大宗支——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分别迁至泉州和福州。其中，集中在泉州的皇室人员，就多达余人，泉州的城市承载力一度亮起了红灯。
这时，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席卷了泉州的城市和乡村。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遍植于内陆的山岭，手工业更是迎来了大繁荣。而泉州地区背靠经济腹地提供了丰富的货源，广阔的经济腹地使得泉州拥有了更雄厚的物资基础和市场范围。作为泉州港经济腹地的永春、安溪和德化三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泉州的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就逐渐形成了以外贸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是长期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
唐末五代时期，战争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巢攻入广州的时候，外国人死亡12万，这让大量外商心存顾虑。临近的明州（今宁波）港口也没能免于兵连祸结，南宋初年，金兵入浙，所到之地燔灭一空。
年7月25日，在福建泉州府文庙，泉州市提线木偶传承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表演提线木偶技艺。图｜新华社
而动乱年代的泉州不仅从来未遭受过兵祸，在五代时期，割据福建的*阀实行“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方针，“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发船到海外经商成为官府的财*来源。
三是南宋定都临安使泉州港靠近*治中心。
南宋时期，由于靠近*治中心临安，泉州的舶货运输远比广州便利。当时从广州到临安需要半年时间，而泉州所费时间只需三个月。交通的便利可以减少舶货运输的损耗，这也是南宋统治者格外注重扶持泉州的原因之一。
四是由于阿拉伯海上势力的兴起，中国的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形成了一个联动的贸易圈。
海外贸易在东南亚需要一个大的港口，而港口的位置恰好在泉州地区得到了平衡和统一，“国内的南宋朝廷和江浙地区以及日本共同要求港口北移；而处在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方向上的阿拉伯和南海诸国则要求港口南移，最后只能选择一个对双方都比较近便的港口，恰好处于南宋海岸线中点的泉州港应运而生”。
北宋时舶司的建立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是体现海洋贸易管理保障的代表性要素。泉州市舶司设立以后，*府和海外贸易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关系。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关税的执行和监督，承担着从商人当中收取关税、征收贡品的责任。
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已经和广州市舶平分秋色，年收入为一百万缗左右。到了宋末元初，由于受战乱影响较小，泉州一举超过广州，成为了东方第一大港。
南宋嘉定年间，在泉州市舶司任职的赵汝适，于《诸蕃志》中记载的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竟达到了58个之多。
此外，泉州城周边，依托晋江水系，还形成了以海港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建有著名的洛阳桥、安平桥，有力支撑了古代海港贸易经济的发展。
3
元代
海洋野心
当青年汪大渊站在泉州港码头时，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商人，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奇珍异货，以及人声鼎沸的喧闹和嘈杂，无不震撼着这个年轻人的视觉和听觉。
泉州集装箱港石狮石湖港。图｜新华社
元文宗至顺元年冬春之交，20岁的汪大渊搭乘商船队，顺着中国古人所说的“清明风”扬帆出海了。之后的27年，他两次从泉州出发，周游世界90多个古国和地区，最终著成《岛夷志略》。
探险家的壮举自然离不开元代造船技术的提高。“巨艘大舶帆交蛮夷中”中的巨艘承载了元代统治者征服海洋的野心，哪怕他们出身草原。
元代的海船不仅更大，数量也更多。
据史料记载，元代的海船大都以松木为材料，船底二或三层。普通的海船有四桅，也有五桅或六桅的。每船分隔成十余舱或数十舱。舵杆普遍使用铁梨木，所造的船只坚固耐用。此外，元代的海船还分三等，最大的称之为舰，张三帆至十二帆，可载一千人。
元代所造海船，其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同时，泉州的海商等所掌握的海外诸国或地区的航道水情，较宋朝更为详细。
至元二十八年（年），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让泉州备船4桅12帆13艘，从泉州启航，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记载泉州船用牵星术定位，并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
元朝在海上追剿南宋势力中积累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并最终在海上灭亡南宋。但元代的海洋实力表现主要并非在*事力量，而是经济贸易上的地位。
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商品和海上贸易范围两个方面。
先说商品。
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元代泉州港崛起的重要物质条件。泉州的丝织品和瓷器名扬海内外，在泉州生产的“刺桐缎”比杭州、北京所织造的更优良，畅销国内外市场。根据《岛夷志略》的记载，仅泉州港外销到国外的商品种类就多达一百种，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泉州港从国外进口的各类商品也多达近百种，大体可分为三类：香料类、珠宝类和食品杂货类。
一时间，港口聚满船舶，火把彻夜长明，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被运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又拉回满满的外国香料、象牙、人参。
再说范围。
泉州港的海外联系延伸得更远了，西线到达了旧大陆的最南端，北非的摩洛哥和欧洲大陆。东南线从菲律宾群岛延伸到了摩鹿加群岛和印尼东部其他岛屿。东北线的日本、高丽，和宋朝一样与泉州进行着频繁的贸易。除了《诸蕃志》中的58个国家和地区外，又增加了现在越南、泰国等10余个国家40多个地方，总共达到了98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元代统治者，泉州地理位置有着非凡的意义。当时从海路凡出入中国，都以刺桐港为起止点，凡计算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距离，都以刺桐港为标准。朝廷出征日本、安南等地，都从古刺桐港出发。而对于海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