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是一个现代词汇，在国际旅行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才具有意义。它来自人体生物钟与飞行所带来的跨时区后果的直接抵触。
在身体的不适感之外，我们如何与时差共存？《时差：昼夜节律与蓝调》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J李便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与读者探讨了更多关于时间、科技以及人自身的关联。他涉及广博、信手拈来，从电影、文学到哲学思考，为我们呈现了旅行是怎样通过时差，影响到我们所生活的加速世界的。
经出版社授权，私家地理节选了书中关于飞行历史的一段，看看人类是如何理解飞行、速度和时差的。
《时差：昼夜节律与蓝调》；克里斯托弗J李/著；田可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1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在空中在描写海外美国人的经典存在主义小说《遮蔽的天空》（TheShelteringSky）里，保罗·鲍尔斯（PaulBowles）区分了“游客”（tourist）和“旅人”（traveler）。前者归心似箭，而后者则长期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寻找他们本真的自我。
鲍尔斯的写作基于自身经历，他在美国、欧洲、北非的往返使他最终在摩洛哥丹吉尔定居。但如果这些游牧般的旅程和无根状态意味着自由的话，航线和时差效应代表着怎样的道德准则（如果有的话）？如果用一种不那么乐观的方式来衡量当下，我们或许可以为鲍尔斯这个初步的分类增加第三个类别：很多人既不是游客也不是旅人，而只是乘客（passenger）罢了。
既然有这些疑虑，为什么还要飞行？除了飞行的浪漫感之外，还有速度。就像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写到的那样，“速度是技术革命赠予人类的一种狂喜。”航空旅行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转型，轮船和火车早已克服了地理的距离。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要更快到达那里。
像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希维尔布希（WolfgangSchivelbusch）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火车旅行的速度标志着时空感知的根本转变。并非人人都欣然迎接这一转变。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注意到，年代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的医学教授警告人们应该停止发展铁路行业，因为“速度会损害人们的大脑。
事实上，光是看上一眼这些疾行的火车，就足以让人头晕目眩。”本雅明自己使“漫游者”（flneur）——或者说“闲逛的路人”——变得流行起来，认为那是理解现代都市生活的唯一方式。但对速度的感知是相对的。半个世纪之后，保罗·索鲁（PaulTheroux）抱怨关于现代旅行的写作“被时差削弱了——集疲劳和失眠于一身，令人不快。”他决心要解决这一困境，便诉诸火车，就像他在中国游记《骑乘铁公鸡》（）里记叙的那样。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一场关于迅速（quickness）的备忘录讲座中更进一步扩展了这些感受，写道，“作为速度、甚至心灵速度象征的马，贯穿了整部文学史，预示了我们现在技术观点的全部难题。”
时差与其说是速度的象征，更像是速度带来的难题。目前还没有那么多文化批评家
